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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政策来看，旨在让劳动者更加灵活地兼顾工作和照料父母，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当下，部分劳动者同时肩负着两位老人甚至夫妻双方父母的养老重担，压力不可谓不大。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提交《关于为父母60周岁以上子女增设护理假的提案》，希望进一步推动上海为父母60周岁以上的子女增设护理假，增强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社会反响热烈。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社会对于增加护理假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其中有一些地方拟取消或放宽“独生子女”等限制条件，但从现实来看，“不敢休”“不能休”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换个角度来看，“父母护理假”升级，意味着企业人力、管理等成本的增加，劳动者休假的阻力和成本也可能随之上升。正因此，近年来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单位人手紧缺或是职场氛围等因素考虑，不少劳动者便选择了“非必要不休假”。近期一项针对企业年假制度和职场休假现状的调查问卷就显示必一运动·体育，近七成职场人未休完年假，而且主动放弃者增多。

合理休假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在内外部因素叠加之下，职场越来越“卷”之时，“请假羞耻症”就会“找上”打工人。从年休假、探亲假必一运动·体育，到护理假、“痛经假”，这些年劳动者休假难题一再引发热议，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落实和保障政策，导致一些“纸面福利”难以照进现实。而对于护理假本身而言，休假对象从“独生子女”扩展到“非独生子女”是必然趋势，作为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一种奖励性措施，有必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时期缓解子女赡养和看护老人的压力中更好发挥作用。

既然如此，就应想方设法细化政策“颗粒度”，把红利落到实处。对此，一方面，要“立”，通过及时总结各地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护理假制度安排和具体细节，提升可行性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破”，想方设法破除阻碍劳动者合理休假的制度因素和现实因素，如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设立清晰、严格的罚则等，让“不敢休”“不能休”成为过去式。总体来看，保障劳动者的“休假自由”受多方因素制约，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协同推进，并非一日之功。

笔者还注意到，近期日本东京都政府发布消息，将从明年4月起允许其员工每周工作4天，以扭转日本的低出生率。有意思的是，即便“上四休三”制度能让打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实际上也并未获得日本舆论的一致支持，调查显示甚至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由此看来，休假问题也属实是众口难调，一定程度上算“世界性难题”了。